为什么顺民宜顺花园卖的这么便宜

① 据说光谷的核心区域打造了佳源花都四期“顺民宜盛花园”，核心区真的假的啊，听说四周网路发达是吗

顺民宜盛花园位于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，光谷的核心区域，光谷一路和南湖大道延长线高新二路的交汇处，关南社区的斜对面。

② 曰本人为什么那么恨袁世凯

用“二十一条”说袁世凯卖国没有根据
民初最大的一件历史事件就是二十一条。日本借着欧战之机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。日本驻华大使日置益禀承日本政府的训令，进见袁世凯，提交了这个二十一条的条文。好多史书，小说家也说，日在向袁世凯递交二十一条文本的时候说，请大总统再高升一步，意思是说你接受二十一条，我日本支持你称帝，咱们达成这个政治交易，这说是袁世凯拱手卖国的最重要的根据。
其实早在30年代初，王芸生在撰辑《60年来中国与日本》的时候，就指出这个说法没有根据，不合事理，不可采信。袁世凯指挥了整个二十一条的谈判过程，现在我们能见到的，袁世凯对二十一条的原本，二十一条的修正本，日本提出最后通牒的文本，这三本原本的东西，袁世凯在上边用红笔，就用朱笔，用墨笔做了批文，在许多地方做了重点的圈点，除了这些圈点之外，袁世凯对二十一条的条文的批示有70多处，长短的批文。指出牵涉到国家领土主权的绝对不谈，日本在中国扩大权益，把势力发展到长江腹地，发展到东南沿海的第五号内容，这大家都知道的，第五号内容绝对不谈。这一条不仅不能承认，根本不能谈，坚持住这一条不能谈。他指示外交部，要认清当时强弱的悬殊，耐心谈判，能够谈到对自己最有利的条件。同时说希望拖，把给日本的谈判尽量地把时间拖长，因为日本提出是秘密交涉，他想用拖的过程当中，希望引起欧美列强的注意，进行国际的干涉。这样一直拖了几个月，拖到5月，日本提出最后通牒的时候，欧美国家没有一个出来来支持的，甚至于像俄国还打算趁火打劫。袁世凯也征询了袁政府文武们的意见，诸位说，咱们是接受，是给日本打一场，文武官员们一致认为，只有接受，打不得。
在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整个过程当中，国人仇日的情绪跟恐日的情绪，这两者是同时存在的，仇恨，那么仇恨日本人趁火打劫，提出这样的苛刻的条件来灭亡中国，这种仇恨之气确实是一股民气，但是这个民气没有实力做后盾，这个民气只能是一股窝囊气。恐日的这个情绪，恐日的这个病确确实实是实实在在的，历史回过头来看，从1895到现在的1916，20年，在这20年当中，1895年一次甲午战争，中国打败，大清王朝败了，1905年，日俄战争，沙俄帝国被日本打败了，日本趁打败大清王朝、打败俄国的那种余威睥睨世界，连欧美都看不在眼里，你中国算什么。只有在这样的条件，他才敢那样肆无忌惮的来欺负。那么，在这样一个历史条件下，唯一能做的，那就是用艰苦的谈判，用艰苦的够挣扎一点对自己有利的条件。在这样一个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只能说换换别的势力，换换别的人当政，当时也只能这样了。所以最后二十一条被迫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接受了。五.九，国家定为国耻纪念日，说是奇耻大辱，这确实是。在五九签字之前，五.八，五月初八那一天，袁世凯就向全国通报，不得已，只有签订了，这实际上是奇耻大辱，在国人说这是奇耻大辱之前，他都承认这也是奇耻大辱。当是这种谈判，就在这种历史条件下，没办法。当时在国外，中国的留学海外的精英胡适，已经很成名的胡适就说，这个谈判应该说在之前中国的历史当中，是没有过的，该柔的时候柔，该刚的时候刚，争取了对自己最大的退让了。王芸生在30年代初编辑《60年来中国与日本》的时候也说，在回顾整个谈判，袁世凯的指挥和领导，应该说是没大错的，当年的一些历史学家，比如说陈恭禄的《近代史》啊，像这个蒋廷黻的《近代史》啊，也都肯定了，这时候二十一条的交涉。应该说这种结论，是中肯的。说他拱手卖国，起码是没有历史依据的。

③ 杨广有才但他为何变成一名暴君了

面子工程要了隋炀帝的命

（电视学术评书节目推荐话题之二）

隋炀帝实在是一个非常值得留意的历史人物。

他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暴君，但在他即皇帝位之前，其口碑却非常好，他的文章也写得漂亮。当他知道太子因为迷恋声色而失去父亲隋文帝的欢心，就故意在自己的府第里将琴瑟弄得弦断尘满，有意让老皇帝看到。老皇帝果然中招，以为他不好享乐，从而对他产生好感，并转而将他立为皇太子。这说明他的智商并不低，与晋惠帝司马衷之类的白痴型皇帝不一样。

客观地说，在隋炀帝即位之初，他也曾试图有所作为。他曾经下诏免除了妇女的奴婢、部曲课役，结束了从北魏以来就实行的妇人授田服役制度；也曾经将男子成丁的年龄从21岁调整到22岁，缩短服役时间。他还在其父隋文帝科举改革的基础上，设立了进士科，以便限制贵族对权力的垄断，更广泛地选拔人才。他的这一举措完善了科举制度，对后代中国历史发生了深远影响。从《隋书·炀帝纪》中可以发现，他对老百姓给以“给复”（免除徭役）优待的记载屡屡见于史籍。隋炀帝还曾经下诏，对老年人进行特别优待：年满九十的，“版授”（“授予”之意）太守名衔；年满八十的，“版授”县令名衔，等等。用授予官爵来敬老，这的确极具创意。这说明隋炀帝从一开始并不是“唾骂任由他去，享乐我自为之”的丧失起码道德感的大坏蛋，反而他非常在意自己的形象，非常希望博得一个好名声，成为一个受人称赞的英明君主。

但他后来的所作所为，却完全成就了他作为一个残暴、昏庸、遭受千古唾骂的暴君典型，被载入史册。他在位十五年不到，就把他父亲二十年苦心经营的欣欣向荣的江山，彻底搞垮整烂，在人民遭受无尽痛苦的同时，也断送了自己的性命。

隋炀帝死于兵变，是被用绳索勒死的，很惨。但掩卷长思，我们发现，真正要了他性命的，是他一直醉心的面子工程。

隋炀帝的面子工程是怎么一回事呢？

先要明确什么是面子工程。面子工程是形象工程的一种。但凡重表不重里，不顾客观条件许可和实际效果，只管在表面上做得轰轰烈烈、漂漂亮亮的大事情，均可以称之为形象工程。其中，做给上司看，为的是求得上司肯定，从而争取提拔的，属政绩工程；而做给外人看，以求别人称赞艳羡，从而满足自己虚荣心的，为面子工程。隋炀帝贵为天子，是普天之下的“NO1”，他做的大事情当然不存在政绩工程的问题，所以叫做面子工程。

隋炀帝这个人，极好面子，而且从登大宝之前“琴瑟弦断尘满”的面子操作中获得过巨大的好处，所以，很可能那种夸饰、浮华、皮相的运作原则已经深深植入他的潜意识，而最终导致他走火入魔。《大腕》里有句台词：“不求最好，只求最贵”，隋炀帝就具备这种心态。

那么，隋炀帝的面子工程有些什么内容？其危害又如何呢？

隋炀帝的面子工程，可以分为两类。一类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，但在规模、耗费等问题上为了面子而做得十分过份；一类是基本上没有积极意义，却又做得非常过分。但不管哪一类，后果都极为惨烈。

隋朝时期，中国呈现政治重心在北方、经济重心在南方的格局。隋炀帝于是考虑开凿大运河，以沟通南北。此举一来可以加强对南方的政治控制，二来可以把南方的财富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北方，三来可以便利地巡游江都，到他发迹的地方找感觉，在繁华的江南去寻求享乐。如果只看前两项工程目标，这项工程倒也可以成为功在当代、泽遗后世的利国利民好项目。但隋炀帝却不顾客观条件许可，猛发天子雄威，把这个项目的运行过程搞成了祸国殃民的大折腾。

隋炀帝于公元604年7月登上皇帝宝座，于次年开始了全面开凿大运河的工程。从公元605年动工，到公元610年完成，一共挖掘通济渠、邗沟、永济渠、江南河等运河，形成了以洛阳为中心、南至余杭（今杭州）、北达涿郡（今北京）的大运河。这条运河连接海河、黄河、淮河、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，全长4000余里，仅仅5年就完工。即便是在拥有现代工程机械的今天，这样规模的工程也是非常浩大的，这样的速度也是惊人的。隋炀帝通过对国力和民力掠夺性的使用，实现了目标。开挖通济渠，征发河南诸郡民众百余万；凿邗沟，发淮南民众十余万；修永济渠，征调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。类似记载，不绝于史书。

对国力和民力的滥用还不仅于此。先于大运河的开凿，隋炀帝即位之初，就启动了扩建洛阳的工程。对于扩建洛阳的目的，隋炀帝有一番自我表白：“周代姬姓君主拥有两个首都，这正是周武王的本意；商代首都先后搬迁五次，这成就了商代君主的霸业。……所以汉高祖说‘我到过天下许多地方，只有洛阳看得上眼’。自古以来的帝王何尝不关注这个地方，之所以不在这里建都，是有其原因的。要么因为天下还没有统一，要么由于国库捉襟见肘。所以修建洛阳为都城的计划，没机会提上日程。”（“姬邑两周，如武王之意；殷人五徙，成汤后之业。……故汉祖曰‘吾行天下多矣，唯见雒阳。’自古皇王何尝不留意，所不都者，盖有由焉。或以九州未一，或以困其府库。作雒之制，所以未暇也。”——《隋书·炀帝纪》）隋炀帝豪气冲天，成竹在胸。他认为隋朝目前已经具备了前人不具备的条件，所以要与前代帝王比魄力、拼实力。于是下令扩建洛阳为东都。这既为了满足虚荣心，更为了今后到南方游玩能够方便地在靠近大运河的地方上船。

公元604年，隋炀帝匆匆来到洛阳，立即征发数十万民工，挖掘了一条绵延几千里的壕沟，作为洛阳的关防屏障。仅仅十多天后，又马不停蹄地正式下诏扩建洛阳。整个扩建工程十分浩大，为了寻求顶级感觉，从全国各地征集奇材异石、佳草良木、珍禽异兽，送往洛阳供工程使用。从豫章（江西南昌）砍伐树木运到洛阳造宫殿，从砍伐到运输，往往一根木料需要耗费数十万人工（“造乾阳殿，伐木于豫章，一材之费，已数十万工。”——洪迈《容斋续笔·秦隋之恶》）。这一工程不但耗费巨大的财力物力，仅人力一项，每月就动用200万青壮男丁。

在民力非常吃紧的情况下，隋炀帝又同时下令修筑从榆林到紫河（内蒙古和林格尔）的长城，征发民工百余万。

隋炀帝虚荣心极重，而想象力又极为丰富。用今天的话来形容，这个人点子多、策划能力强。他策划过一些令古今人士都为之瞠目的名堂。

公元606年，突厥启民可汗朝见隋炀帝，为摆排场，隋炀帝下令在西苑积翠池畔大演百戏，以后形成惯例，年年正月都要搞百戏汇演。演出期间，戏场连绵8里，演员超过3万，表演服饰极尽华丽，为置办演出服装，导致东都、西都储存高档丝织品的库存告罄。

公元610年上元日，由于诸国首领、使节和商贾云集东都，隋炀帝再次提高百戏汇演档次，命令在端门外大街设下规模空前的百戏场，演出百戏，演奏各国音乐。其中，仅奏乐者就达到1万8千人，乐声响彻云霄，传到几十里之外。为营造氛围，他还命人遍街安排明亮火炬，用彩帛将行道树逐一包裹。所有商人都按规定，事先囤积各类珍奇货物在这期间集中售卖，以壮声势。所有商人按规定一律穿着华美衣服，连摆摊卖菜的小贩都必须用贵重的龙须席铺地摆菜。外国商人从酒店饭馆门前经过，老板必须争相邀请入坐，酒食款待，并且不收分文。他们按照官府颁布的统一口径告诉外国人，隋朝太富饶，酒食照例都不要钱，令这些外国人惊骇不已。

中国古代有“兵凶战危”一说，战争手段不到万不得已不得用之。实在要采取军事行动，也必须严格按军事规律办事。在这个基础上诞生了《孙子兵法》、《孙膑兵法》等杰出的军事著作。但在隋炀帝那里，可以因面子的原因发动战争，可以遵循照顾面子的原则去行军打仗。

征伐高丽的战争是隋炀帝在位期间所发动的规模最大的对外战争，前后进行了三次，第四次进行了策划，但因隋炀帝身死国灭而作罢。战争的起因是这样的：公元607年，隋炀帝向北巡游到突厥启民可汗的王庭，无意中见到高丽王国派到突厥汗国的使节，于是，隋炀帝对那位使节说，他将于611年巡游涿郡（北京），命高丽国王高元亲自到涿郡朝见。公元611年，隋炀帝果然巡游到涿郡，而高丽王国仅仅派遣特使朝见，高元本人没有到场。这下隋炀帝认为大大扫了他的面子。于是决定讨伐高丽。

隋炀帝下达战争动员令，命令全国的士兵往涿郡集结，军械粮草等后勤物质则集中于辽西郡（河北义县），并责令火速打造战船。一时间，全国卷入疯狂状态。开拔的军队和运送作战物质的百姓，每天至少有十多万人奔波于道。到第二年即公元612年，集中在涿郡的军队已经达到113万，号称200万，运送粮草的民工则超过200万，一共动用全国的青壮年劳动力达300万至400万。队伍向战区开拔，尘土飞扬，旌旗猎猎，绵延千里，炫耀招摇。从前锋队伍出发，到殿后的军队动身，一共走了40多天才开拔完毕。（ “癸未第一军发，终四十日引师乃尽。旌旗亘千里，近古出师之盛，未之有也。”—— 《隋书·炀帝纪》）

隋炀帝沉醉在这辉煌的场景之中，更无视军事行动的规律，发布诏令，要求下属不得搞奇兵突袭等小动作，所有作战行动都要光明磊落，并必须向他报告获批准后才能执行，不得自行其是。隋炀帝沉浸在绝对统帅的良好感觉里，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。但战争自有它铁的规律，这规律给了隋炀帝当头一棒。

在攻打辽东（辽宁辽阳）的过程中，军士勇猛攻城，摧毁一段城墙，守军抵挡不住，乞求投降。但攻城指挥官不敢接受，只得休战派人到后方请示隋炀帝，等得到指示，对方已经堵住缺口，恢复抵抗。如此居然一连三次，辽东城依然攻取不下。最后，第一次对高丽的征伐以隋军大败告终。这一次隋朝军队直接损失30万人。

第二次对高丽的征伐因杨玄感的叛变而草草收场。第三次征伐于614年启动，这一次高丽被迫求和，但当隋炀帝回到东都之后，征召高元入朝，高元还是不到。隋炀帝大怒，准备筹备第四次东征，但这时已经天下大乱，他心有余而力不足了。

古代中国帝王把江山看作是自己家族的私有财产，所以，拼命追求享受便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但对于一些较为清醒的君主，他们能够较好地把握个人享乐与江山承受能力之间的关系，为了自己的江山长治久安，他们能够一定程度地主动约束自己的欲望，使自己追求享乐的短期目标与皇图永固的长远目标较好地结合起来。作为隋炀帝可以借鉴的榜样，远的不说，就是他的父亲隋文帝杨坚，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。

隋文帝在位20年，深知江山来之不易，深知奢靡对巩固政权的危害。所以，他一直提倡节俭的生活。据记载，在他称帝之后，除宴会之外，他平时吃饭只有一个肉菜；他禁止后宫嫔妃服饰过分华丽，自己也保留了一些当年的衣物，时时观看“以自警戒”。

但皇位传到隋炀帝这里，他却完全颠覆了父亲的传统，他对享乐的追求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。他陷入疯狂享乐和最大限度满足自己虚荣心的泥淖不能自拔，留下千古骂名。

隋炀帝在位15年，真正在京师留驻的时间不到1年，其余时间都在巡游中度过。隋炀帝的巡游，与顶级享受、顶级排场之类的概念紧密相联。

为了从运河走水路到江都（江苏扬州），隋炀帝下令在江南造数万艘船舶。其中，供皇室成员乘坐的大船就有几千艘。隋炀帝本人乘坐的龙舟，高达四层；另有高三层的“浮景水殿”9艘；其余大船数千艘。每次出巡，这几千艘大船不用桨橹，用八万人拉纤。另有几千艘战船随行护航。岸上两边还有为数不少的骑兵护卫。上万艘船舶首尾相接，长达100多公里，伴着猎猎旌旗，万马奔腾，排场惊天动地。隋炀帝陶醉在这样的感觉里。

公元607年，隋炀帝又开始了向北方的巡游。这一次无船可乘，于是改为乘车。这车很特别，跟船一般大，却不安轮子，而用人肩扛着走。供巡游的御道当然也是特地修建的。这一次出巡，与巡游江都时一样，皇家人员和文武百官全体随行。护驾的士兵有步兵50万，骑兵10万，共60万人。整个出巡队伍望不到头，前后蜿蜒500多公里。

每一次巡游，隋炀帝都要准备大量的仪仗器物，仅在江都就有10余万人专门负责制作仪仗、舆服之类，耗费“金银钱帛巨亿计”。制作仪仗需要大量鸟羽，于是，官员向民间大肆摊派，捕鸟的罗网遍布各处，凡有羽毛者几乎捕杀殆尽。（“太尉少卿何稠、太府丞云定兴盛修仪仗，于是课州县送羽毛，百姓求捕之网罗被水陆，禽兽有堪氅毦之用者，殆无遗类”。——《隋书·炀帝纪》）

隋炀帝酷好女色。每次巡游，随行美女有1000多人；而分布在东都、江都等各处行宫的美女，数以万计。据统计，全国各处行宫供隋炀帝一人享用的美女总数在15万以上。

每一次巡游，随行的上十万人马的饮食供应，全部由沿途250公里之内的地方官供奉，极尽精美，吃不完临行前一概抛弃。

在扩建东都的时候，隋炀帝曾下令建造显仁宫和西苑花园供自己享用。其中，西苑花园面积有300平方公里，内有人工湖，周长10里。又挖凿龙鳞渠将人工湖与洛水相通，渠畔设皇宫16所，称为“16院”；每院住美女200人至300人；各院殿堂楼观穷极华丽。例如，当秋冬之际，树木凋落，便派人剪彩绫为花叶，挂满枝头，颜色稍有败坏，随时更换，以保证环境四季如春。

隋炀帝喜欢这种顶级感觉，谁要是败了他的兴，他就觉得没有面子，从而对败其兴者施以严厉的惩罚（“朝臣有不合意者，必构其罪而族灭之。”——《隋书·炀帝纪》）；而对于顺从他，对他的面子顶礼膜拜的官员，他便给以大大的好处。他曾经直言不讳地对大臣们说：“我天性不喜欢听相反的意见，对所谓敢言直谏的人，都说他们忠诚，但我最不能忍耐。你们如果想升官晋爵，一定要听话”。公元614年，隋炀帝召集百官商量再次征伐高丽一事，一连几天，竟然没有一个人敢发表意见。（“诏百寮议伐高丽，数日无敢言者”。——《隋书·炀帝纪》）公元616年，此时已经是天下大乱，官员崔民象、王爱仁因报告了“盗贼”蜂起的真实情况，建议不要再继续巡游，而被杀掉。（“奉信郎崔民象以盗贼充斥于建国门，上表谏不宜巡幸，上大怒，先解其颐，乃斩之。……车驾次汜水，奉信郎王爱仁以盗贼日盛，谏上请还西京，上怒斩之而行。”——《隋书·炀帝纪》）开国老臣高颕、贺若弼私下议论朝廷过分奢侈，隋炀帝听人告密而获悉，将二人扣上诽谤朝政的帽子后处死。

公元607年，隋炀帝向北方巡游，所过之处大都是西北贫瘠之地，人民生活十分困苦。路过雁门时，太守丘和搜刮百姓，准备了大量精美的食物敬献；而抵达马邑时，太守杨廓无法筹集精美食物因而没有献食。隋炀帝对前者满意而对后者非常不满。作为奖励，隋炀帝把丘和从贫瘠的边郡调往内地的博陵任太守，同时命令杨廓到博陵学习丘和的先进经验，对杨廓进行羞辱。

公元613年，隋炀帝在巡游过程中，车驾在上谷停留，因为饮食等物质供应不丰富，一怒之下将太守虞何等人免官。（“车驾次上谷，以供费不给，上大怒，免太守虞何等官。”——《隋书·炀帝纪》）

公元616年，此时天下大乱的局面已经不可收拾，隋炀帝却继续沉浸在他的享乐之中。这年五月，他忽发奇想，再做大事：在景华宫收集了大量萤火虫，晚上游山时放出，让漫山遍野都闪烁着荧光。（“上于景华宫征求萤火得数斛，夜出游山放之，光遍岩谷”。——《隋书·炀帝纪》）这一年隋炀帝最后一次到江都，此时局面已经不可收拾。可隋炀帝并不考虑如何挽救危局，见到官员后，仍然只关心他们所献珠宝美食多少。献得多的就升官，献得少的就降级。

借助正反两方面的事例，所有官员都看清楚了，在隋炀帝手下的官场应该怎样混。于是，官员们竞相攀比，刀口向下，残害万民以满足皇帝的疯狂欲望，从而保住自己的帽子，求得升官发财。人民在这样的官僚系统压榨之下，生活在极其悲惨的境地。

每一次大的工程，官员们完全无视百姓的生理极限，为了完成上司极为苛酷的工期和工程规模要求，残酷地役使民工，造成大量伤亡。

在扩建东都的时候，由于工程监督严苛峻急，役丁死亡率高达十分之四、五。东至城皋、北至河阳，东西百余里、南北近百里，运载民工尸体的车辆相望于道。

为了从江南向东都运送修建宫殿的大木，征发大量江南男丁，每2000人拽拉一根木料，沿途不断有人丧命。

公元607年修筑长城，百万民工中，十天之内死亡十分之五、六。

在开挖运河的过程中，死亡人数也相当惊人。唐朝《开河记》记载，在挖凿通济渠和邗沟的过程中，征发民工360万人，等到运河挖到徐州附近的时候，已经少了150万人。沿河工地上“死尸满野”。到开挖永济渠的时候，竟出现了男丁不足、征发妇女服役的严重局面。

在征伐高丽的战争中，除了死于战场的几十万人之外，准备期间也大量出现因劳役而死亡的情况。据《隋书·元弘嗣传》记载，为了打造战船，大小官吏威逼民工昼夜浸泡在海水中施工，一刻也不让休息，民工们腰部以下生满蛆虫，死亡者占十分之三、四。

全国运送军需物质的民工，自备干粮、自备牛车或手推车，在严急的军令督责之下，千里迢迢，拼命赶往辽西。一路上病死饿死大半。无人收尸，数百公里路途尸体随处可见。

隋炀帝启动大的项目，动辄役使上百万民工，而据记载，隋朝当时全国的人口，不过4000余万。由于男性青壮年被大量征用和死亡，农业生产停顿，经济陷于崩溃。再加之官员无穷无尽的搜刮，百姓一贫如洗，在死亡线上挣扎。在隋炀帝后期，短短十二、三年的工夫，就耗光了隋文帝20年奠定的基础，社会一片凋敝。在富庶的长江、淮河流域，百姓生计断绝，大面积出现民众采树皮、草根、泥土为食的现象，一些地方甚至“人相食”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百姓只能选择铤而走险，聚众造反。

隋炀帝时代首次大规模民众造反发生在公元611年。这一年隋炀帝下令进行征伐高丽的战争准备。邹平（山东邹平）人王簿在长白山（山东章丘）聚众造反。接着，清河郡人孙祖安因全家被大水淹没，妻子饿死，仍被征召入伍。他被县官指责报到误期而遭受鞭打。一怒之下，他杀掉县官，聚众造反。从那时起，直到公元628年最后一起民变被唐朝镇压下去，18年中，各种民众造反、兵变和宫廷政变达136起；其中，集结兵力在15万以上者达50多起。真正出现了天下大乱的局面。

对民变蜂起的原因，北宋司马光分析得非常透彻：隋炀帝自从去年筹划征伐高丽，诏令山东设置专门机构，下令养马作军用。又征发民工运送粮食，囤积在泸河、怀远两地。车辆和役牛往往有去无回。士兵死亡超过半数，农业生产无法按时进行，农田大量荒芜。又遭遇饥荒，粮食价格上涨厉害；东北边疆更为严重，一斗米值数百铜钱。运送到目的地的粮米有的质量粗劣，就命令老百姓以好米换走劣米。又征发手推车夫六十余万，两人推一辆车，载米三石。路途险隘遥远，所运送的三石米还不够路途口粮之用。到达目的地后，没有粮食交纳，于是民工纷纷惧怕治罪而逃亡。加之官员贪虐残暴，以各种堂皇的借口和名义搭车搜刮盘剥。百姓困窘贫穷，家财和力量都被榨干了。老老实实做顺民则不免挨冻受饿，死亡近在眼前；打家劫舍或许还可以延长性命。于是才开始聚集在一起成为“强盗”。（原文见《资治通鉴·隋纪五》）

面对这样严峻的局面，隋炀帝内心充满矛盾和胆怯，他不愿意也不敢面对现实。但局势的恶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，隋炀帝终于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最后的代价。

隋炀帝随驾军队中，有所谓骁果（骁勇果敢）者，也就是禁卫军，都是关中人。隋炀帝自公元616年第三次巡游江都，因北方 “盗贼”遍地，不敢返回东都洛阳，便在江都长住下来。随驾士兵思乡心切，于是密谋发动兵变后返乡。骁果统帅司马德戡得到消息后，与另一位随驾武将元礼和直阁官裴虔通商量。司马德戡说道：目前陛下的架势是不会回东都了。我所率领的骁果，人人都想返乡，个个都在私下议论，谋划着叛变逃亡。我本来想向陛下直言，但陛下忌讳听到这些不利消息，所以我担心事情还没发生我就成了刀下鬼。但现在我了解到实情而不报告，其后真要出事，又会屠戮我九族。进也是被杀，退也是被杀，怎么办呢？——司马德戡的担忧是完全有根据的，因为骁果准备叛变的消息也被一位宫女得知，她把隋炀帝极不愿意听到的消息报告他后，立刻遭到炀帝杀害。——司马德戡与二人商量，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铤而走险，于是决定发动兵变。并准备推举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为主脑，共同举事。（原文见《隋书· 宇文化及传》）

宇文化及秉性本来非常驽钝怯懦，几个人将密谋内容告诉他后，“初闻大惧，色动，流汗，久之乃定”。公元618年，司马德戡率领士兵迎接宇文化及，随即进入宫中。隋炀帝逃到一间小房间躲藏起来，被一位恨透了他的宫女将他指出。士兵们将炀帝搜出。死期临近，这个不可一世的暴君还一副无辜的样子，可怜巴巴地发问：“我有什么罪呀，对我如此？”叛变士兵没有理会，将他押往江都门外示众，随后押回宫中，命令令狐行达将其绞死。隋炀帝时年五十岁，在位十五年。

从隋炀帝的作派可以看出，他的虚荣心和由此而来的面子观念象梦魇一样攫住了他的灵魂，帝国的任何措施，都可以作为满足虚荣心的要素而被纳入面子工程的范畴。在他即位之前，他对自己的粉饰和包装成功骗取了父亲的信任，从而使他得登大宝。这初试锋芒所得到的完全超值的回报令他着魔。当他登上皇位，开始享受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，作为自然人可能仅仅是性格弱点的虚荣心强和好面子，便成为真正的催生灾难的动力。在他看来，只要他想做一件大事情，皇权赋予他的力量就使他能够去做这件事情，过程极为方便，如同现代人使用水龙头那样容易：逆时针拧一下，水就流出；反向一拧，水流停止。于是，他便随心所欲地拧开一系列水龙头：扩建东都、挖凿运河、修筑长城、征伐高丽、大造龙舟、巡游无度、穷奢极欲，等等。但国家治理显然不是拧水龙头，支撑极度奢靡的生活也不仅仅象拧水龙头那样容易。国家的民力、财力、物力是有限度的，隋炀帝那被虚荣心和绝对权力冲昏了的头脑，却并不明白这个基本的道理。可以想见，隋炀帝的种种疯狂决定在实施过程中肯定阻力重重。于是，他通过严刑峻法和树立“正反”两方面的榜样，来要求全体官员按他的要求行动。这样，所有不同的意见都被压制下去，他听到的只是他所希望的一片赞扬之声。同时，他追求顶级享乐，他受畸形的虚荣心和面子观念支配，把是否满足他的享乐需求，作为忠诚与否的判别标准，并据此决定官员的提拔或贬黜。这样，在整个帝国官僚系统中，就催生了上下一心残酷压榨、疯狂盘剥老百姓，一门心思迎合皇帝的政治游戏规则。而盘踞在官场中的大大小小的官员们，又在执行各种荒唐的皇帝命令的同时，夹带私心，搭车盘剥老百姓，从而导致帝国政治生态系统的不断恶化，使各种不堪忍受的沉重负担压在作为社会最底层的老百姓身上，民力、财力、物力被过度使用而突破极限，人民大量非正常死亡、农业生产全面停顿、社会生活陷于凋敝，等等，恶果接踵而至，加上天灾频仍，促使各种矛盾总爆发，最终导致王朝彻底崩溃。

（作者：冉光泽，成都电视台高级编辑）

④ 顺民宜盛花园价格为什么那么便宜

该项目开发商品牌知名度较低，项目整体打造上品质较为一般，项目去化在区域内一直处于较低水平，同时项目体量较大，去化压力较大，所以开发商不得不以价换量，因此价格便宜

⑤ 吕氏春秋+顺民翻译

吕氏春秋·顺民 先王先顺民心，故功名成。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，上世多有之矣。失民心而立功名者，未之曾有也。得民必[心]有道，万乘之国，百户之邑，民无有不说。取民之所说而民取矣，民之所说岂众哉?此取民之要也。 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，天大旱，五年不收，汤乃以身祷于桑林，曰：“余一人有罪，无及万夫。万夫有罪，在余一人。无以一人之不敏，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。”于是翦其发枥其手以身为牺牲，用祈福于上帝，民乃甚说，雨乃大至。则汤达乎鬼神之化、人事之传也。 文王处歧事纣，冤侮雅逊，朝夕必时，上贡必适，祭祀必敬。纣喜，命文王称西伯，赐之千里之地。文王载拜稽首而辞日：“愿为民请去炮烙之刑。”文王非恶千里之地，以为民请去炮烙之刑，必欲得民心也。得民心则贤于千里之地，故日文王智矣。 越王苦会稽之耻，欲深得民心，以致必死于吴。身不安枕席，口不甘厚味，目不视靡曼，耳不听钟鼓。三年苦身劳力，焦唇干肺。内亲群臣，下养百姓，以来其心。有甘

⑥ 中国改革现状为何如此，历史上其他民主国家的改革也这样么

集权国家与民主国家在政权的结构上的最主要区别：集权国家只有一个核心，即行政核心，没有其他系统能与之抗衡，更没有其他系统能监督它；民主国家有三个彼此独立的系统——司法系统、行政系统和立法系统，三者彼此独立且能够相互制约，最重要的是他们每几年就要被选民选举一次，这比任何集权国家的考核制度更有效，因为他们的乌纱帽掌握在选民手中，而不是在上级手中。
所谓民主意识这东西，的确不是一两天就能形成的，但也不绝是“需要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期”才能形成。都说欧洲民主搞得是因为欧洲“封建势力薄弱”，但是你要知道一战后德国皇帝被废除，德国人多么绝望，甚至兴登堡成为总统后，他最想做的事就是恢复德皇和德意志帝国，希特勒当上总理打的就是“第三帝国”的招牌，可是到了1949年联邦民主政体就在德国（西德）确立下来，前后35年。关于所谓“民智未开”，孙中山先生早就讲过“民智未开，以革命开之”。就像小孩子学走路，不能说因为孩子小就不让他学走路，或者说等孩子长大了再让他学，应该放开手让他迈开第一步，摔几跤，用不了多久就能学会走路，以后还会跑了。

《激情与迷思:中国现代自由派民主思想的三个误区》(黄岭峻)

《民主、官僚制与公共选择》（英)帕特里克·敦利威)

《论美国的民主(上下卷)》((法)托克维尔)

《民主的模式》((美)赫尔德)

《理解民主——经济的与政治的视角 》(布来顿)

《财产与自由》（（美)詹姆斯·布坎南）

《联邦党人文集》[美]汉密尔顿 杰伊 麦迪逊

⑦ 顺民宜盛花园周边环境怎么样生活便利吗

城市：武汉

楼盘名称：武汉顺民宜盛花园

公交线路：公交788至光谷一路黄龙山北路下车步行140米可到售楼部；公交756至高新二路光谷一路口下车步行380米可到小区门口。

其他交通方式：从光谷广场出发，从环岛的第1个出口离开，进入民族大道，沿民族大道行驶0.8公里，左转进入雄楚大道，沿雄楚大道一直向前行驶6.7公里，到达项目。

规划信息：其占地面积为64830平方米，容积率，绿化率38.15%，共4栋楼，停车位1141个

周边配套：农商行、邮政银行、中国银行、招行、交通银行、光谷天地、新世界、大洋百货
中小学：二师附小、光谷八小、光谷二初中、关山中学；
综合商场：光谷天地、新世界、大洋百货；
幼稚园：博苑双语幼儿园；
银行：农商行、邮政银行、中国银行、招行、交通银行；
医院：湖北省人民医院、湖北省中医院、同济医院；

（所载信息仅供参考，最终以售楼处信息为准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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